丁忠毅，江蓉 | 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西部边疆地区的空间优势与战略匹配
一、引言
地球上所发生的5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的重要诱因在于重大气候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使用所排放的巨量温室气体长期累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气候变暖及其连锁反应使地球生态系统再次面临巨大威胁和严峻挑战。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有效防范其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和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共识。碳达峰碳中和便是人类应对气候变暖的主动作为和积极行动。截至2021年5月，全球约有130个国家将碳中和作为重要目标，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国家达到50余个。作为化石能源消费大国和碳排放大国，中国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坚持将低碳发展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布局，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2020年9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上先后多次庄严宣布和承诺，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承诺，充分展现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担当，使碳达峰碳中和成为重要国家战略。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既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发挥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展现国际信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相较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历五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从碳达峰逐步走向碳中和的历史进程，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路径陡、时间紧、任务重的特征十分显著。探寻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点的碳达峰碳中和道路和行动方案成为决策层、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使命。早在1827年，法国物理学家Joseph Fourier便发现影响地球气候的温室效应，此后，爱尔兰物理学家John Tyndall和瑞典物理化学家Svante A.Arrheniu分别于1858年和1896年先后证实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将导致气候变暖。由于当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并未凸显，相关研究成果并未获得重视。随着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和中和便成为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研究的重要主题。1997年，英国未来森林公司首度提出碳中和概念。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2006年碳中和成为《新牛津美国词典》的年度词汇，并逐渐成为应对气候变暖的政策共识和行动指引。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提出低碳经济概念，指出英国需要发展更加清洁、智慧的能源体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在这一背景下，碳中和、低碳经济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全球碳市场、碳市场培育、森林碳汇补偿等领域。2015年，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明确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国内有关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逐渐增多。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后，中国开始进入碳中和“元年”，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随之成为重要学术热点。丁仲礼院士团队对世界主要大国碳排放现状、碳中和的主要途径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从碳排放端、固碳端、政策推动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线图。谢和平院士团队从能源结构转型角度分析了碳中和背景下煤炭行业的机遇。能源转型委员会（ETC）研究了中国工业、交通等领域脱碳的路径，并从完善能源转型量化指标体系、建立碳价体系、支持脱碳技术研发推广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国际能源署（IEA）系统探讨了全球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的路径。巢清尘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统筹考量新冠疫情冲击下短期经济复苏、中期结构调整、长期低碳转型，加快气候韧性社会建设，提高未来绿色产业竞争力。总体而言，尽管有关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重要启示，但相关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碳达峰碳中和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亟待学术界破题和深入。
二、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顶层设计与政策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全球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早在“九五”计划时期便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21世纪之初，执政党提出并实施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破解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约束等发展难题。2005年6月中国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开启循环经济试点工作。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节能减排目标，做出构建现代化能源体系的部署。2007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为中国首个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此后，发展低碳经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方案陆续出台，有效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强度。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强调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同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承诺到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为推动协定执行做出重要贡献。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会议表明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和信心。碳达峰碳中和既是一场能源革命，又是一场绿色工业化革命，不仅将重塑能源安全内涵，深刻改变国家能源供给的空间版图，也将重塑经济发展理念与方式，深刻改变不同国土空间的经济发展潜力与前景，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在确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时间表之后，“十四五”规划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纳入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年10月公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提出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国国家层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总体完成。
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落实，总体采用“条块”结合的行政模式。国务院各部委积极参与，在“条”的维度发挥主管部门的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业务指导、行业监管职能。包括能源、金融、工商业、建筑、环境、交通、科技等中央政府组成部门，均制定了相关行业领域的政策方案，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的中长期路线图（如表1所示）。在“块”的维度，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全国统筹协同的原则，结合各地实际分类施策，积极落实属地治理责任。各省级政府所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均确立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整体目标、制定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
中央政府发布的相关顶层设计，虽提出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规划、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但相关区域性规划总体滞后。本研究利用python语言编写的爬虫和机器学习的词频加权统计TF-IDF算法，以东、中、西、东北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为空间尺度，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十四五”规划及其“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重点对策分析发现，在“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原则的指导下，东、中、西、东北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相关省份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政策举措存在一些共性，但也因相关国土空间的能源禀赋、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基础等因素的差异而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通过各地区政策措施TF-IDF值降序表予以直观体现（如表2所示）。
从国家战略全局来看，鉴于碳达峰碳中和对国家能源供给、能源安全，乃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刻而系统的影响，有必要在国家治理和发展全局中审视不同国土空间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的优势与瓶颈，促进不同国土空间功能的优势互补，有效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增进国家发展权益，持续增强国家发展韧性，确保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达成。西部边疆地区因其自然生态环境、能源禀赋、能源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其在碳中和目标达成、能源安全保障、新能源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将逐渐凸显，需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给予重点关注和战略支持。
三、碳中和进程中西部边疆地区空间优势凸显
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场域，“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原则”。在人类活动的介入下，“空间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因而，空间兼具自然、社会、政治等多重属性。空间在人类活动中持续被生产和再生产。受行为主体的观念认知、活动能力、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变化，同一地理空间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空间地位也会随之变化。在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便是国家这一行为主体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对国家边缘性空间进行建构的产物。边疆在国土空间结构中的空间地位一方面受到其物理空间属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家治理观念、治理方式、治理能力的深刻影响。在王朝国家时期，受国家治理的“核心边缘”二元空间思维、国家治理能力欠缺等因素影响，边疆地区的治理与发展往往从属于国家核心区域的治理与发展，其基本空间功能被定位于拱卫国家核心区。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使边疆地区的空间地位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发展，西部边疆地区因其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能储备，逐渐成为国家的重要能源生产和供给基地；随着国家沿边开发开放水平提升，边疆地区的空间地位也逐渐从国土空间的边缘地带，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边疆地区尤其是西部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空间地位进一步凸显。新疆肩负着“一带一路”核心区、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的建设重任，西藏、云南、广西则分别被赋予建成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的历史使命。自边疆治理制度创建以来，尽管西部边疆地区的物理空间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国家治理理念、经济发展水平与方式、国家治理能力等因素的深刻变化，日渐凸显了西部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空间地位。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及时主动识别适应不同国土空间在国家治理全局中的空间地位与优势，与时俱进提高国家空间治理能力，成为锻造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
碳达峰碳中和作为人类应对气候变暖的自我救赎和主动作为，对一国的能源供给与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等方面的革命性影响尽管才崭露头角，但已经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特别是大国博弈的焦点，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进程的持续推进，将深刻改变世界能源供给版图和不同地理空间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前景，低碳能源禀赋较好和低碳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土空间的战略地位将随之凸显出来。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任务的推进，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因其在能源结构转型、固碳能力等方面的诸多优势，其战略地位将随之凸显。
第一，西部边疆地区的清洁能源禀赋使其在我国能源转型中的空间地位进一步凸显。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全球约73%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能源部门。因此，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任务的关键在于能源部门的碳减排，其重要途径在于加快清洁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在能源供给侧逐步提高清洁能源供给的比重。当前，中国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5%左右。根据相关顶层设计，中国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在2025年达到20%左右，2030年升至25%，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则需要中国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80%。在彰显中国加快碳中和进程决心的同时，对发展非化石能源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原定的能源转型进程需要提速。能源快速转型目标的实现，将逐渐凸显非化石能源禀赋丰富的西部边疆地区在碳中和进程中的战略地位。从水能储备来看，西藏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居全国首位，云南省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亿多千瓦，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0.98亿千瓦，占全国可开发容量的26%，居全国第二位。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已建成乌东德、溪洛渡、向家坝、白鹤滩水电站，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走廊。从太阳能、风能等新型能源来看，西部边疆地区的陆地风能资源占到全国的40%以上；西藏是中国太阳能资源最充足的地区，新疆仅次于西藏，日照年总辐射量在5000光焦耳/平方米~6600光焦耳/平方米，具有发展风能、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产业的天然优势。西部边疆地区巨大的清洁能源开发潜力，使其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集群，成为我国碳中和进程中能源结构转型和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底气。
第二，西部边疆地区作为碳汇富集区的空间地位将日渐凸显。陆地生态系统碳库是地球系统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碳循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发、挖掘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是碳中和的重要努力方向。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提出了一些脱离中国发展实际的方案和严苛的约束。作为负责任大国，既主动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责任，又保持战略定力，从可能性、经济性等方面综合权衡，统筹能源转型、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现实选择。因此，在有效控制碳排放规模的同时，不断提高碳汇能力，是实现碳中和的必然选择。广袤的西部边疆地区既是我国重要的碳汇富集区，也是碳中和进程中增加碳汇、提升固碳能力潜力巨大的国土空间。首先，西部边疆地区拥有巨大的林草碳汇能力。西部边疆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其中，广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0.17%，云南的森林覆盖率高达55.04%，远高于全国森林覆盖率22.96%的平均水平，森林蓄积量也位居全国前列，在森林固碳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较大潜力。同时，西部边疆地区的草地生态系统也蕴含重要的碳汇能力。如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碳汇高达全国碳汇总量的14%。其次，生态环境改善所蕴含的碳汇潜力巨大。西部边疆地区特别是新疆西藏地区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巨大，生态环境质量较差，随着对西部边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改善土地荒漠化和沙化能力的提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促进生态环境改善所创造的碳汇将显著增加，从而使西部边疆地区在全国碳汇版图上的空间地位进一步凸显。
第三，西部边疆地区在国家能源安全中的空间地位持续凸显。能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粮食”。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和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在碳中和进程中，能源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能源供给的可靠性、能源价格的可承受性，还逐渐拓展到能源的清洁性。当前，世界能源消费已经开始向限制使用化石能源过渡，清洁能源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使能源消费需求将长期增长的同时，对能源的清洁性也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我国能源需求量将至少比2005年增长一倍，其中一半来自煤炭。能源消费总量的持续增加与碳中和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硬约束、可再生能源开发瓶颈导致的清洁能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将逐渐凸显。与此同时，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201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2%和4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和能源市场不稳定性的增加，能源获得与运输诱发的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日趋激烈，能源供给的高度对外依存也使我国能源安全的外部风险日益增多，导致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能源安全隐忧进一步加剧。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一方面，要求更好开发国内化石能源，构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底线；另一方面，适应国家发展的巨大能源需求，必然要求加快能源结构转型，不断提高清洁能源供给和消费的比重，持续提高能源消费的清洁性，从而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保障。西部边疆丰富的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禀赋，向来在国家能源安全全局中具有基础性战略地位。碳中和进程中能源供给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之间的不匹配与能源供给外部风险增加双重叠加所诱发的能源安全问题的凸显，使西部边疆地区在保障国家能源供给的底线安全和提升能源供给清洁性中的空间地位随之凸显。
第四，西部边疆地区在国家低碳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将逐渐跃升。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能源供给侧、消费端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能源结构转型和化石能源清洁化将带动光伏与风电产业链、节能技术与设备、储能行业、碳捕集与固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能源互联网等诸多产业的发展，从而培育以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上下游经济为中心的新经济增长极。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测，未来30年用于能源系统的投资将高达98万亿美元，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已宣布的经济刺激方案将有4.6万亿美元进入对碳排放有巨大和持久影响的行业。在碳中和进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区域统筹协作，通过绿色投资、绿色创新、绿色消费、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就业优势等，创造新的经济发展动能和增长极。西部边疆地区的能源禀赋优势和区位优势，将为其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机遇，从而提升其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首先，西部边疆地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禀赋奠定了新型能源经济的重要基础。相关研究指出，我国2016~2030年期间风能和光能发电可拉动投资5.4万亿元，到2030年，清洁能源开发将拉动GDP增长的规模将超过1.5万亿，达到当年GDP总量的1%左右，并带动能源产业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碳中和进程中的低碳经济发展前景，为西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转型和质量跃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次，西部边疆地区绿色优势产业联动发展的基础使其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西部边疆地区荒漠化、沙化地区的生态修复前景，风能及光伏发电形成的景观效应，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民族地区丰富多元的人文景观、发达的畜牧业，为西部地区清洁能源、生态修复、农业、旅游产业等多产业融合发展，驱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提供了良好基础和强大动能。
再次，西部边疆地区是推动绿色国际合作的前沿地带。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我国深入开展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西部边疆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与重要窗口，在绿色贸易、绿色技术、绿色服务、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将成为绿色国际合作的重要国土空间。
最后，西部边疆地区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使其在推动碳交易市场的培育上具有较大的潜力。得益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西部边疆地区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林草碳汇、气候投融资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碳交易市场中拥有更为丰富的交易资源，必将带动其在国家低碳经济版图中的地位跃升。
四、碳中和进程中制约西部边疆地区空间优势发挥的主要因素
有效推动西部边疆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向边疆地区发展优势的转化，更好发挥西部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作用，是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边疆治理的重要战略任务。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前提在于，客观分析其面临的制约因素，并在国家发展和边疆治理全局中探索有效破解之道。在制约西部边疆地区碳中和进程中的战略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诸多因素中，以下方面的因素尤其需要关注。第一，西部边疆地区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碳排放增量需求与碳中和进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硬约束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较为突出。西部边疆地区幅员辽阔，新疆、西藏、云南和广西四省区国土面积合计为352.5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36.5%。受发展基础薄弱、地理位置偏远、国家梯度发展战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滞后。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1995年以来，西部边疆地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5%左右。发展是解决边疆地区所有问题的总钥匙，经济发展仍然是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重要任务。但受传统发展模式路径依赖的影响，当前西部边疆地区的发展模式总体仍然较为粗放。虽然人均GDP和碳排放量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碳排放强度在全国位居前列，且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以大量的能源消费为前提和保障。虽然西部边疆地区在清洁能源开发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但受清洁能源供给和消费转型时滞的影响，促进西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碳排放增量需求。如果对标经济发达地区，对西部边疆地区的碳排放增量和强度进行统一要求，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碳排放增量需求与碳中和进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硬约束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其作为国内后发地区在短期内需要做出必要的发展权利牺牲，从而进一步拉大边疆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矛盾凸显。
第二，西部边疆地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面临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禀赋不足的约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既涉及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转型，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更需要以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持续进步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为支撑。长期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总体上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境。在碳中和进程中，我国边疆地区同样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禀赋不足的困境。从资金投入需求角度而言，无论是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能源技术进步和化石能源的清洁化，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而西部边疆地区政府财政收入总体不高、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导致无论是政府公共财政能力，还是市场主体的投融资能力，都难以满足碳达峰碳中和计划的投资需求。如，西藏计划在“十四五”期间新增光伏新能源装机容量870万千瓦，其中仅光伏电站投资需求达到700亿元左右，高达2020年西藏生产总值的36%，西藏地方财政和市场主体显然难以满足如此巨大的投资需求。从技术和人才需求来看，在碳中和进程中，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可再生能源储存输送与消纳、二氧化碳的分离捕集与封存、生态修复等领域都需要持续的技术革新和人才支撑。“谁在技术上走在前面，谁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我国虽然在光伏发电、电动汽车等领域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并成为新能源技术主要出口国之一，但在清洁能源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还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一些技术的可行性、成熟性和经济性不强，且相关人才主要聚集在经济发达地区，西部边疆地区在技术研发、清洁能源产业人才聚集等方面的短板相对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低碳经济的发展。
第三，碳中和进程潜藏的安全风险可能威胁西部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碳达峰碳中和将倒逼我国加快绿色发展步伐，从长远而言将创造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但在碳中和进程中也潜藏一些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风险。如果不能有效预判和防范这些潜在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将严重制约碳中和目标达成，阻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间断性对能源安全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稳定的风险防范难度较大。与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相比，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极易受到大面积、长时间极端天气影响而呈现出波动性、间断性特征。大规模、大范围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进入电力系统，将引发能源安全性质的重大变化。极端天气既可能导致电力输送系统负荷过载，也可能诱发电力断供风险，并诱发一系列社会风险。2016年9月在风力发电比例高达37%的南澳大利亚州已有前车之鉴。西部边疆地区风能、太阳能开发同样面临技术进步瓶颈、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其可靠性、稳定性、经济性问题将制约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二是碳中和进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硬约束带来的高碳产业企业和从业人员生存与发展风险可能冲击社会稳定。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路径更为陡峭、时间更为紧迫。一些高碳产业可能面临资产远未达到使用年限而提前搁浅、投资回报大幅下降的风险，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因为减碳能力不足而经营困难甚至被强制关停。与之相关的是，相关产业和领域的从业人员可能因为就业技能不足而难以满足能源转型所创造的新就业岗位的需要，被迫下岗失业。以煤炭行业为例，受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对煤炭消费规模的控制、采煤机械化程度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采煤行业就业人口将从2015年的483.1万人，降至2050年的92.9万人。如果大量高碳领域的从业人员在短期内失业且难以再就业，则可能危及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础，并与其他社会安全稳定风险交织叠加，制约碳中和目标的达成，阻碍西部边疆地区在全国碳达峰碳中和中重要战略优势的发挥。
第四，体现西部边疆地区战略地位的顶层设计与宏观政策供给相对滞后。虽然国家层面有关碳达峰碳中和的中长期规划逐渐明晰，但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国土空间经济发展方式、经济水平、资源禀赋都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根据不同国土空间特点差异化谋划碳中和的路径。西部边疆地区整体上作为能源输出地区、清洁能源基地集群、能源输送重要通道，以及碳汇富集区，有关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主要由西部边疆地区省级行政部门加以规划和实施，囿于省级政府的职能权限，相关顶层设计和政策规划更多站在本行政区角度思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当前，中央政府已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将规划建设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基地、新疆“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金沙江上下游“风光水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充分体现出西部边疆地区在未来国家能源供给和能源转型中的重要地位。但清洁能源开发仅是碳达峰碳中和这一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还需要从国家发展全局角度充分体现西部边疆地区在碳汇潜能开发交易、能源安全保障、能源经济转型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这在当前的相关政策中尚未充分体现，不利于西部边疆地区在碳中和进程中率先实现能源转型目标，并可能迟滞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五、碳中和进程中匹配西部边疆地区空间地位的战略选择
西部边疆地区在碳中和进程中空间地位的凸显，需要国家及边疆地区各级政府从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治理全局角度谋划碳中和目标的推进，有效防范碳中和进程中的安全风险，促进西部边疆地区总体安全；加快西部边疆地区能源经济发展，培育能源经济增长极，着力促进边疆地区与内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着力发挥西部边疆地区能源和碳汇优势，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促进西部边疆地区整体较早达成碳中和愿景，为全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第一，完善西部边疆地区碳中和进程中的安全战略体系。碳中和既深刻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与性质，又倒逼相关高碳企业低碳发展，容易诱发诸多安全风险，并与边疆地区的其他安全风险交织互衍，从而威胁西部边疆地区乃至全国的总体安全。因而，在西部边疆地区碳中和进程中，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更加完善的安全风险预判、识别和应对战略体系，有效维护边疆地区安全稳定。
一是从国家安全全局防范西部边疆地区能源地缘博弈风险。西部边疆地区的周边邻国向来是境外大国地缘博弈的热点区域，也是境外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遏制中国发展的焦点区域。在碳中和进程中，西部边疆地区在国家能源供给和能源转型中的战略地位凸显，可能加剧境外大国对西部边疆地区的干涉，诱发新的地缘博弈风险。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能源地缘博弈风险，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显然面临能力不足的困境，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站在国家安全的全局，强化碳中和进程中西部边疆地区的能源地缘博弈风险研判和应对。
二是着力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碳中和使能源的清洁性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内涵，但在强调能源安全的清洁维度的同时，仍然不能忽视能源供给安全和能源供给的经济性这两个维度。当前，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发展清洁能源成为大势所趋。但一方面清洁能源供给的不稳定、间断性特征也成为能源安全保供的重要约束；另一方面在现有清洁能源开发技术尚未取得颠覆性突破情境下，清洁能源供给的经济性也是能源转型安全的重要风险。从能源平稳转型、安全转型角度来看，西部边疆地区作为国家重要能源供给地需在化石能源供给和清洁能源供给结构上做好平衡，既具经济性又具安全性的战略选择，可能是在着力提高化石能源清洁性的基础上，稳中求进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将清洁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化石能源供给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底线。
三是有效防范能源转型对高碳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挤出”效应，防止在较短时间周期内大量高碳企业经营困难和相关从业人员下岗失业，从而冲击西部边疆地区社会安全稳定。西部边疆地区需在强化碳排放约束的同时，动态把握相关高碳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从业人员状况，前瞻性做好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在更好匹配能源转型的人才需求的同时，有效减少能源转型中下岗失业人员规模，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强化西部边疆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碳中和进程中能源转型虽然对传统高碳行业带来了较大挑战，但其催生的低碳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培育新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制高点”。西部边疆地区在能源禀赋、碳汇能力等方面的战略地位，为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弯道超车提供了其他国土空间难以比拟的优势，也为缩小边疆地区和内地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促进不同国土空间均衡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加快西部边疆地区低碳经济发展不仅应成为西部边疆地区各级政府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还应成为中央政府加快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选项。适应西部边疆地区在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版图中逐渐凸显的空间地位，更好推动西部边疆地区低碳经济发展，需要中央和省级政府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和宏观制度供给。
一是着力加强低碳经济产业培育。充分发挥有规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一方面，发挥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西部边疆地区以清洁能源发展和化石能源清洁化为中心的低碳经济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快“十四五”规划中拟建的西部边疆地区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加大低碳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助力传统高碳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低碳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吸引更多人才和资金更多流入低碳经济产业，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优势互补。
二是适时在西部边疆地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绿色能源经济示范区。国家在绿色能源经济示范区建设过程中，需从保障碳中和目标实现和缩小西部边疆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等战略角度考量，给予西部边疆地区必要的政策倾斜，在“十四五”“十五五”规划期间，建设一批绿色能源经济示范区，发展壮大清洁能源相关产业，培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以产业链思维和生态圈理念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发展，通过推动清洁能源上下游产业的协同配套发展，形成西部边疆地区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以此带动西部边疆地区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西部边疆地区成长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高地。
三是着力破解制约西部边疆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在碳中和进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日益发挥关键性作用。过去10年，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促使全球晶硅光伏、风力发电成本分别下降85%、40%以上。虽然我国在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但低碳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技术瓶颈。针对西部边疆地区科学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和人才汇聚不足等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强化西部边疆地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并整合全国科研力量，集中攻关碳中和进程中的重大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难题，从而为低碳经济发展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推动西部边疆地区整体较早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供给。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约束。在广袤的国土空间选择基础较好的区域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是示范和带动其他国土空间总体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现实路径。虽然西部边疆地区不同省区在能源资源禀赋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都具有良好的清洁能源禀赋，并具有较强的碳汇能力，因而具备整体上较早实现碳中和的潜力。丁仲礼院士也明确提出在青藏高原建设碳中和率先达标示范区的构想。为促进西部边疆地区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需要西部边疆地区政府切实将中央政府的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落实到位，还需要中央政府从全国层面强化战略供给，有力推动不同国土空间、多元治理主体协同推进西部边疆地区碳中和。
一是发挥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政策在西部边疆地区碳达峰碳中和的积极作用。长期以来，对口援藏、援疆和东西部协作政策在促进西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一项具有中国特点的边疆治理政策，使支援方和受援方从背靠背的互动关系变为制度化的面对面府际关系，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发展。在碳中和进程中，西部边疆地区拥有能源禀赋和碳汇优势，但往往面临资金、人才和技术瓶颈，而支援方往往需要能源输入才能满足能源消费需求，同时需要购买碳汇，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资金、人才和技术往往优于受援方。强化二者的合作，可以实现边疆地区和支援方的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碳中和目标的达成。
二是强化内地省份对西部边疆地区生态保护的补偿。西部边疆地区既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碳汇富集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强化西部边疆地区生态保护，既为内地生态环境改善做出重要贡献，又创造了大量碳汇，为全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因而，西部边疆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性质。为促进生态公共产品收益的内化，促进西部边疆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强化内地受益省份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同时加快全国碳汇市场建设，完善碳汇交易机制，推动西部边疆地区碳汇优势转化为经济收益。
三是强化西部边疆省份之间协同合作。西部边疆省份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潜在的府际利益冲突。一方面，西部边疆省份之间需强化合作共赢意识，在新能源技术研发、减碳固碳、新能源产业集群培育等领域加强合作；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需强化宏观政策供给，强化对西部边疆地区新能源基地建设、碳交易中心建设等方面的统筹协调，有效避免相关省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恶性竞争。
四是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碳中和共同体。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聚焦西部边疆地区碳达峰碳中和的突出问题，加快构建市场主体、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组建碳达峰碳中和产教融合发展联盟，建设一批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创新考核评估方式，建立与完善绿色低碳技术、产品的评估体系，将其纳入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考核，扩大创新成果的产出。创新学术研究实践应用模式，建立绿色低碳技术研究设施与数据共享平台，强化高校和科研院所关于碳中和基础研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推广应用，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完善“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创新链条，以产学研多元主体共同化解制约西部边疆地区碳中和目标达成的政策和技术难题。
六、结语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系统而持续的革命。随着我国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国内有关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有关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必将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深化。本文基于西部边疆地区在碳中和进程中的空间共性，致力于国家治理特别是边疆治理全局中初步探讨西部边疆地区在碳中和进程中日益凸显的空间地位，以及制约其战略地位发挥优势的主要因素，并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探讨了匹配其空间地位的战略路径选择，以期为发挥西部边疆地区在全国碳中和进程中的空间优势提供有益参考。但受知识背景局限、实践体悟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尚不成熟，尤其是对西部边疆地区具体省份碳中和的战略思考仍有欠缺，亟待细化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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